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首都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科技創新和國際交流的中心，活躍在浙江人的創業、工作和生活中。 在“八八戰略”實施20周年之際，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北京分社、潮新聞京津冀新聞中心、浙江省駐京辦、浙江人民雜志社駐京、中國網聯合策劃“生長的藤蔓——浙江人北京走訪紀實》系列報道旨在以記者的視角探尋浙江人“闖京城”的獨特經歷，捕捉他們當下的憂慮北京大紅門，關注他們未來的命運，并以普通人的視角呈現北京與浙江的緊密關系。 有很多故事； 他們通過塑造群像，通過他們的行動和思想，為提升“紅薯經濟”、提升“一號開放工程”提供實踐和思考。
立夏過去了，北京五月的陽光已經很耀眼了。
刺眼的陽光下，55歲的臺州人謝仁德帶著來自潮州的記者來到了豐臺區豐海南大街的路口。 他瞇起眼睛，看著南中軸國際文化科技園的建設工地，指著街對面一棟二十多米高的老建筑說：“那是當年的京溫服裝市場。在那個時候，大紅門一帶被服裝業包圍，形成了幾十個市場，那個繁榮！
景文服裝市場舊址
北京南三環上，涼水河依舊在緩緩流淌。 謝仁德帶我們去的地方，曾經是北京乃至華北地區最大的服裝批發交易中心之一的大紅門服裝商貿城所在地。 如今，這里正“華麗轉身”成為未來科技產業園，融合新興產業與“文化科技”，撬動京南，加速蝶變發展。
建設中的南中軸國際文化科技園，大紅門“華麗轉身”
數十萬浙商曾在大紅門奮戰
謝仁德現任北京市浙江省企業商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臺州市企業商會會長。 他對大紅門非常熟悉。 1994年，大紅門服裝商貿城的前身——紅門服裝市場，由謝仁德和幾位浙商創辦。
對于將青春獻給這片土地的他來說北京大紅門，這里有熱血沸騰的歲月。 謝仁德覺得大紅門周邊服裝市場的繁華程度無法用言語形容，“比喧囂還要厲害！”
這種感覺得到了同樣來自胡濤的潮汕記者的證實。 職業經理人出身的胡濤在2017年之前是景文服裝市場的總經理。她說：“那時候，大紅門每天人山人海?！?/p>
“怎么形容呢？” 胡濤甚至還給潮牌記者打了個比方，“現在我們說‘堵車’，那么這里就是‘堵車’了！”
什么樣的“封鎖”方法？ “人多、貨多、車多，放眼望去，卡車、三輪車、打包的貨物都能看到，走路要小心?！?胡濤道：“可是這里的生意真好！”
景文服裝市場始創于1992年?！?000年來到‘景文’時，已經熱鬧非凡?！?胡濤說。
胡濤
胡濤在京溫服裝市場干了17年。 17年來，她見證了勤勞的浙江人在這里攢下第一桶金，然后轉型升級創業。 她曾管理的京溫服裝市場一期、二期總建筑面積6.5萬平方米，攤位2500個，其中90%是浙商。 “浙商不會守舊。隨著生意的發展，一些浙商把攤位讓給外省人承接經營，外出辦廠擴大生產。但這些外省客商從來不能做浙商?！?她說，“尚哲江眼光超前，思維靈活?！?/p>
昔日，有多少浙商在北京大紅門苦苦掙扎？ 2015年，北京浙江企業商會進行了一項調查。 據調查數據顯示，當年在北京注冊的浙江老板名下年營業收入不到1億元的小微企業約有2萬家。 謝仁德參與了此次調查，他告訴潮新聞記者：“這些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浙商在大紅門一帶注冊成立的?！?/p>
謝仁德
調查還顯示，當年北京和浙江的80萬多商人中，有近50萬來自溫州（其中樂清占多數，近30萬），約有17萬來自臺州。 “大紅門的服裝生意主要來自溫州和臺州的浙商?！?謝仁德說：“大紅門有浙商數十萬”，一點也不為過。
2017年，隨著北京首次非首都功能疏解接近尾聲，大紅門片區的服裝市場全部關閉。
2023年的春天，潮牌記者走在涼水河畔，曾經喧鬧熱鬧的景象已難覓蹤影。 然而，大紅門浙商的奮斗史，至今仍在這片土地上流傳。
涼水河畔
在大紅門，浙商是這樣做生意的
大紅門位于北京市豐臺區永定門外木樨園橋南南苑鄉。
歷史上，大紅門原指皇家園林南海子的正門。 據史料記載，大紅門始建于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 當時擴建南海子時，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都有城門，稱為東洪門、西洪門、南洪門、北洪門； 其中北虹門是南苑的正門。 清朝乾隆年間，這里又開了五座城門； 北洪門東側建有城門，稱“小洪門”，故原北洪門又稱“北大洪門”。 稱“大紅門”。
20年來，大紅門地區已成為以浙江人為主的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地，曾被稱為北京的“浙江村”。
1985年春節前夕，17歲的謝仁德從浙江玉環老家來到北京。 因為木樨園大紅門一帶住著很多溫州、臺州的老鄉，他也住在這里。
遠眺“浙江村”
時至今日回想起來，謝仁德仍覺得那段日子是幸福的，是充滿希望的。 “老北京的胡同里滿是平房，一間一間，住滿了租在這里的浙江人。生活條件不好，下雨天幾乎走不動路，但大家都覺得生活充滿希望……不痛?！?/p>
當時正是“引廠進店”的好時機。 北京東安市場、隆福寺大廈、西單百貨等地張開雙臂歡迎大家進入“包柜”業務。 謝仁德等人帶著玉環家鄉服裝廠的產品來到北京的“包包專柜”。 因為是直接從工廠生產出來，然后進入銷售前端，省去了配送環節，所以利潤還是相當可觀的。
勇于挑戰的浙江人，也同時發現了商機。 “有的會剪裁，縫紉技術很好，我就在租來的房子里擺了兩個、三個、三個、五個機頭，開了一個家庭服裝作坊。有的賣到京郊，有的送給老鄉?！惫S。做代工。漸漸地，一些北京市民發現商場里的衣服來自“浙江村”，大家在出租屋里加工銷售。 謝仁德告訴潮新聞記者。
后來隨著加工技術越來越好，大家都認可了“浙村”的產品。 因為同樣的服裝，大商場和“浙村”的價格相差不是一點半點。 但出租屋太小，容不下這么多客人，于是大家紛紛到路邊擺攤交易。 “其實連地攤都算不上，找兩棵樹，拉一根繩子，掛上衣架和衣服，就可以創業了！”
“浙江村”工作坊
慢慢地，服裝市場的雛形初具規模。
“這個市場的形成完全是自發的?！?謝仁德說：“后來大家看到果園村有一塊空地，就想著像紹興柯橋輕紡城那樣建一個交易市場?！?/p>
這很難弄清楚。 1992年，京溫服裝市場誕生。 1994年，洪門服裝市場開業。 1997年，京都輕紡城開業。 有布料、輔料、紐扣、五金配件、拉鏈等。 大大小小幾十個市場，涵蓋了服裝生產的所有工序和流程。
“除了服裝設計研發，‘浙江村’當時還不具備這樣的能力?！?謝仁德說：“我們還有剩下的服裝生產銷售要素?！?/p>
“浙江村”的市場
為什么當時的浙江人能在大紅門做得這么好？
在謝仁德看來，這其實就是一整條產業鏈的雛形。 “每個人各司其職，各司其職，對服裝行業的每一個環節都負有責任?！?他解釋說，“其實就是把整個產業鏈分割開來，打成碎片，拿去市場交易，變成一個整體，市場規模就這么漲了！”
同樣在豐臺區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的影響下，西城區動物園批發市場和朝陽區雅寶路服裝批發市場相繼成立，形成三足鼎立。
先人一步，敢為人先
“作為職業經理人，我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大紅門的浙商?！?胡濤說。
在她看來，除了在北京和浙江拼搏，其獨到之處或明顯優勢還在于：視野開闊、前瞻、進取、團結協作。 “浙商大多很早就出來做生意，家人或親戚遍布世界各地，他們擁有的往往是全球視野，做生意總能先人一步，搶得先機?！?” 胡濤是這么想的。
浙江樂清人陸建生是謝仁德的合伙人。
陸建生
1995年，24歲的陸建生和朋友背井離鄉北上，與“營銷”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6年，陸建生與大紅門大街合作，開設“服裝早市”； 1997年，任董事長的京都輕紡城開業； 之后，他開了一家紡織品市場。
臺州人謝仁德就是在大紅門遇到了溫州人陸建生。 相同的理念使他們很快走到了一起，從那以后他們就一直在一起工作。
2009年11月，北京啟動《促進城南地區加快發展行動計劃》（簡稱《城南行動計劃》），計劃三年投資2900億元用于產業調整、改善城南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定位高端產業。
看到《南城行動計劃》的那一刻，謝仁德和陸建生都敏銳地意識到，大紅門原有的服裝加工業將面臨搬遷轉型。
長期以來，大紅門地區的服裝市場都遵循這樣的模式：出租村集體的土地，建場出租，然后開張營業。 “市場經營者、經營戶、村集體看似賺了錢，但很多手續不完善。沒有法律保障，作坊式服裝業無異于在沒有根基的空間行走。與此同時，謝仁德和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陸建生與后來成為中通快遞管理層的王繼磊聯手，開始為大紅門浙商尋找出路。
他們一致認為，發展壯大的大紅門浙商需要一個適合長期發展、屬于自己的地方。
“浙江村”最早的批發市場。 門口停著一排排小車，是用來把作坊生產出來的衣服運到市場的。
2009年底，在浙江省政府駐京辦和北京浙江企業商會的支持下，對首都周邊十三個縣區內可承載服裝產業的地方進行考察考察，最終敲定了永清河北省縣。
永清地處京津冀經濟圈核心，北京產業轉移帶上，毗鄰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京臺高速公路貫穿全境。 得天獨厚的區位和交通優勢，使其成為大紅門浙商客商搬遷的首選。
“從永清到北京天安門，直線距離60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采訪中，謝仁德反復對潮新聞記者說。
他們注冊了“浙商新城”和“浙商服裝新城”兩個實體。 2010年春節前，與永清縣有關部門達成協議，合作建設規模2萬畝的永清“浙商新城”項目，其中5000畝用于建設“浙商新城”。衣服”。
然而，理想是豐滿的，現實總是比想象的還要骨感。
從北京大紅門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縣，這些創業浙商有著怎樣的財富？ 以及如何彈性增長？ 下一站，我們將拜訪永清縣“浙商新城”的浙商。
